另外人民币升值打击的是美国有先进生产力的产业，比如说计算机。我们从中国计算机的产业来讲，软件是微软的，芯片是因特尔的，还有一些配件是戴尔的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设计、研发部门就会受到一定的打击。因为人民币快速的升值，对美国来讲所有人民币标价的东西就贵了，所以美国的跨国公司就会受到影响。上个星期有美国高官问我，中国政府用什么样的方式才会采取激进的人民币升值方案？后来我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。什么时候才能出现激进？就是非理性的时候。如果我们没有疯的话，怎么在中国现在的发展中时期采用激进的经济贸易来解决问题呢。因为我们中国不是完全的货币经济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，这里面有大量的行政机制的问题，信号的扭曲，资源配置的扭曲，因为仅仅想用升值来解决问题是做不到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中国实际上经历了我们最初为计划而生产的的阶段，这时候会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资源型产品，是原煤、原油。80年代中期我们逐步在改革开放中间学会了为市场生产，这时候就会发现开始生产一些箱包、鞋帽、纺织、服装等等产品。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探索为国际市场生产，但是在国际分工的地位中间应该承认我们还是比较低端的，这种情况下想用快速、大幅人民币升值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。

 　　另一方面，加快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，加快一个大国内需战略部分的调整，我觉得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各个层面，这个部分的进展是加快了。人民币波幅的区间从3%上幅到了5%，这个部分的改革明显加快了。所以中美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个更加实事求是的看法。 　　张国庆：最开始这个问题是日本提出来的，日本用了很大的努力提到了斯诺，然后引发了争端。后来日本人不提了，只有美国人提了。但是达到了一个效果，原有美日的矛盾转化为中美之间的矛盾，因为中美在人民币和相关问题的矛盾越来越大，反而后来美日很多的经济摩擦被掩盖了。

 　　我们知道美国很多产业出了很多问题，出了问题以后政府压力很大，因为它要业绩，很多产业上不去，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办呢？很多政客就有这个由头，就说是中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一拿中国说事大家就觉得原来不是政府无能，不是产业结构的问题，是中国在捣乱，这样把国内的矛盾释放出去了。还有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比较特殊的，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，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在国际政治中和国内政治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收益人沉默，不满人嚷嚷。像波音对华很受益了，他不会乱喊的，他只要去收帐就可以了。有些不太受益的，或者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受益的产业、部门会出来喊、闹。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不是中美之间最关键的问题，而且解决它了以后也不见得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的话题，已经吵了好几年。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就是美国人在喊人民币升值，有一部分人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其实他很明白人民币升值以后对他不一定有好处，尤其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不一定是好事。美国经济学家和官员都承认了，人民币升值以后对他的行业会有一些损害，但是尽管这样有些政客说就是这个事情，必须要升值。但是有些人是真糊涂，有些人也不能怪罪于他，比如像一些民众和一些小企业主，他们就认为就是人民币的事情，他可能是真不明白这个事情，然后喊出来。我们要理性的分析人民币背后美国国民政治的因素，这样我们才能理性的面对它。包括这次吴仪副总理到国会山作客也是一个信号，你喊的厉害我就要过来跟你谈。

 　　张燕生：我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发现，美国人确实从二战结束以后取得了世界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地位。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，当美国人生病的时候谁来吃药。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会发现当美国生病的时候会叫别人吃药，我们起码会发现从历史上有两次美国生病叫别人吃药。一个是美国人要打越战，那时就有大量的战争赔款，然后就要印大量的美元，这时候美元就要贬值，其他货币就要升值。